“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外貿再抉擇
來源:中國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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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oldport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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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 2016-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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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雖然9月我國進口同比增加了2.2%，但出口同比劇烈萎縮5.6%。受此影響，今年前三季度，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同比下降1.9%，其中出口下降1.6%，進口下降2.3%。這就是說，目前我國外貿進口、出口仍然還是負增長。這種長周期進出口持續萎縮的狀況在我國外貿歷史上非常罕見，其背后無疑潛藏著值得解析的緣起。
“逆全球化”乍起
“逆全球化”乍起
在先前將2016年全球貿易量增速預期從3.9%下調至2.8%的基礎上，世界貿易組織(WTO)在最新一期《世界貿易展望》報告中又將該指標從2.8%下調至1.7%，并指出今年全球貿易增速將是連續第五年放緩，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糟糕的時期。顯然，中國對外貿易持續性走軟是在國際貿易普遍陷入低沉的大背景下發生的，而制造這一灰暗背景的力量無疑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放緩與萎靡。
今年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已連續兩次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最低調至2.8%。對不同經濟體，IMF報告指出，美國經濟今年預計僅將增長1.6%，歐元區增速為1.7%，日本增速為0.5%；同時，受脫離歐盟影響，英國經濟增長可能下降到1.8%。另外，作為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將下降到6.6%，巴西、俄羅斯也很難擺脫衰退陰影。受制于經濟增長步伐放緩，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今年以來不約而同地出現連續多月進出口負增長，新興市場中的印度更是出現連續21個月外貿負增長，中國同樣未能幸免。
但是，在關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對國際貿易形成重大掣肘的同時，我們更應注意到，出自人為的“逆全球化”行為對世界貿易所施加的無形鉗制與隔阻。由于多哈回合推進的停滯，全球不同經濟體紛紛選擇構建區域自由貿易協定(FTA)。根據WTO數據，截至，在WTO備案的各種自貿區協定多達277個。雖然在各自范圍內FTA的確促進了區域內生產和供應鏈整合，但這種“碎片化”的片區貿易模式也導致了大量的貿易轉移，并割裂了全球價值鏈的分工與合作。
與貿易“碎片化”相并行，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抬頭作祟。據WTO統計報告，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僅二十國集團(G20)成員國就采取了1583項的貿易限制措施；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全球貿易預警》則顯示，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從2008年到2016年采取了600多項貿易保護措施，其中僅去年就采取了90項，平均每4天推出一項。
必須承認，依托全球化，過往30年世界貿易以超出GDP增速的兩倍前行，但全球化并沒有帶來財富的均衡分配，80%的發展中國家、80%的中小企業、80%的婦女和年輕人沒有參與到全球化之中，自然就沒有分享到全球化紅利。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內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大型企業集團與中小企業之間的貧富懸殊逐步拉大，世界基尼系數達到0.7左右，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6“危險線”。正是如此，英國民眾支持“脫歐”，德國和歐洲國家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反對加入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議(TTIP)。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不僅主張降低貿易自由化程度，而且提出對中國和墨西哥征收高額關稅的措施，而法國2017年總統選舉的競爭者也倡導保護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民眾的反全球化情緒被反復強化，全球貿易自由化與投資便利化所面臨的壓力不斷增大。
最大的受害者
據IMF發布數據，從2009年至2015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每年都在25%以上，而且中國的出口占全球份額已經上升至13.8%。然而，需要面對的嚴峻事實是，在當今國際貿易環境中，一國的進出口交易體量越龐大，其受到的“逆全球化”干擾與沖擊可能愈劇烈，最終的受害程度也就越深。
分析發現，目前歐盟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其次是美國與日本，緊跟其后的有東盟、非洲等國。除非洲國家外，與中國發生巨額與頻繁貿易往來的其他經濟體都在積極布局FTA，因此，在承受眾多FTA的貿易轉移效應之壓時，中國所遭遇的更大擠出效應則是TPP和TTIP。的確，TTPP與TPP都各自帶著貿易自由化的不同訴求，但二者卻有著一個共同的排他性特征指向，那就是扼制中國。TTIP旨在打造一個以高度自由化為堡壘的市場準入屏障，使中國等國家因無法高尺度互惠開放本國市場而無法加入，在新規則的無發言權，從而隔離中國影響力在全球的擴展。而TPP則更是美國“重返亞洲”的并鞏固自己在亞太地區貿易規則制定權的核心支柱，同時對中國的崛起形成直接的鉗制。這樣，TPP與TTIP事實上形成了在貿易上壓制與擠排中國的兩大側翼，加上克林頓時期生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美國基本完成了對中國一體兩翼的經濟貿易包裹與全面扼制的格局。
必須強調的是，雖然時下TPP在美國國內因政局變化而可能擱淺，同時TTIP因為歐洲方面的原因受到了不小的羈絆，但不代表未來美國新任領導人上臺之后針對中國的姿態轉向，也不排除美歐之間還會選擇其它跨區域合作形式，最終針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產品反傾銷等系列雙簧鬧劇依然會頻繁上演，而且只要歐美達成某種形式的FTA，其對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以及亞洲諸多小國的代入感就會明顯增強，中國出口貿易的承壓也會相應地增強。
當然，與FTA相比，更具直接殺傷力的還是彌漫在中國外貿上空的重重貿易保護主義陰影。由于在高端領域和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從互補正在變為交叉甚至重疊，同時低端層面的輕工紡織與發展中國家的競爭更為激烈，中國所承受的雙向貿易摩擦與日俱增。據商務部統計，今年以來，中國共遭受來自20個國家(地區)發起的85起貿易救濟調查案件，涉案金額達103億美元，案件數量上升49%，涉案金額上升94%。中國已連續21年成為全球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10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
重要的是，在頻繁使用關稅與反傾銷等傳統貿易制裁手段的同時，為了避免貿易報復，不少國家還有意識地將保護主義滲透到技術性貿易如法規、標準、政府采購與合格評定程序等措施之中，無形之中抬高了針對中國對外貿易的成本。如今年以來美國針對中國的出口產品發起的17起“337調查”，以及歐盟發布REACH法規修訂案從而禁止NPEO含量超過0.01%的紡織品投放歐盟市場，二者所架起的技術壁壘對中國的鋼鐵、服裝出口等造成很大影響。
中國再抉擇
按照海關總署的最新統計結果，今年第一季度，我國進出口、出口和進口值分別下降7.2%、6.3%和8.3%；二季度進出口、進口值分別下降0.2%和1.3%，出口值增長0.6%；三季度進出口、出口和進口值分別增長1.1%、0.4%和2.1%，中國對外貿易呈現逐季回穩向好態勢，而且無論是進口貿易量還是出口貿易量，中國的分值都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作為世界進出口大國，中國在全球貿易大盤中“壓艙石”作用不可小覷。因此，無論是出于維護國際貿易穩定的目的，還是進一步繁榮自身的進出口格局，面對著“逆全球化”的壓力，中國都不能簡單地屈服和退讓，而是要在彰顯出高超的協調與應變智慧的同時，繼續高揚起自由貿易的大旗。
首先，基于國際貿易競爭的勝負最終取決于一國產品質量的事實，立足于供給側改革，中國企業必須在國內堅定不移地加大轉型升級步伐。一方面，要主動面向國際市場消費需求，改善供給結構并創造適應需求的供給體系，包括提升企業的柔性化生產能力，開發與推行眾包設計研發和網絡化制造等新模式，鼓勵與引導全球消費者參與產品或服務的研發設計，推動消費者需求反應的內部化。另一方面，要加快制定一批強制性國家標準，提高消費品國內國際標準一致性程度，推動實現內外銷產品“同線同標同質”，同時建立企業標準領跑者制度。不僅如此，還要引導企業增強質量、品牌和營銷意識，弘揚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實施精細化質量管理，改善與提升中國產品的國際形象。
其次，基于FTA趨勢不可逆轉的邏輯，除積極參與雙邊自貿協定的構建外，中國應將重點放在多邊FTA的構建上。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自貿區藍皮書：中國自貿區發展報告(2016)》，在已經生效的中國20個FTA貿易伙伴中，僅印尼和瑞士位居世界GDP排名的前20位，而且排名相對靠后。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現有FTA“朋友圈”輻射的市場規模顯然較小，投資和服務貿易開放廣度和深度明顯不夠，更無法與國際新標準和規則實現有效對接。因此，除了將FTA構建與國內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推進有機結合，從而形成彼此呼應的開放體制、并通過深化國內改革來適應高標準的國際開放規則要求外，鑒于TTIP擱淺之后歐洲國家在貿易方向上可能“向東看”的趨勢，中國一方面要加快推進趨勢已經明朗的中英自貿協定談判進程，同時主動尋求與歐盟擴大合作的空間，在完成正在進行談判的中歐投資協定后，趁熱打鐵展開中歐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
在多邊FTA的構建上，中國一方面要主動創造條件加快中、日、韓FTA的談判進程，而且可能的話，應將三邊商品貿易與投資納入一個談判籃子中來解決；另一方面要加大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協商步伐，爭取今年年底如期落地，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謀求“10+1”的3.0升級版；鑒于中美投資協定(BIT)在TPP與RCEP之間可能發揮著潤滑劑作用并且有助于推動中國所倡導的亞太自貿區(FTAAP)設想，中國更應使出“洪荒之力”加快BIT的早日達成，在此基礎上還可以尋求向《雙邊投資和貿易協定》(BITT)方向平滑的機會，進而啟動中美自貿協定的步伐。
再次，基于服務貿易權重在國際貿易中日漸提升的趨勢，中國應當全力延伸服務貿易的能量半徑。5年前，全球服務貿易額僅為1.44萬億美元，到今天，這一規模膨脹到了56萬億美元，并且在全球商品貿易增長中，服務貿易所占比重超過了貨物貿易占比；同時，過去5年間，服務貿易總是以高于全球GDP和和貨物貿易的速度增長著，以至服務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重目前已經上升至22.2%。顯然，與全球性趨勢共進，已經在國際貨物貿易領域長袖善舞的中國理應在服務貿易領域縱橫深耕。
數據顯示，今年前8月我國服務貿易逆差達到了1629.6億美元，為10年前的18倍之多；另外，我國的服務貿易額目前貿易占比僅為18%，比全球平均水平低4.2個百分點。因此，無論是為了平衡商品貿易賬戶，還是規避貿易摩擦以及提升出口層級，中國都有必要進一步加大服務貿易的比重。一方面，需要在國內加大服務業的開放力度，消除壟斷的同時放松各種不必要的規制，為社會資本釋放更大的騰挪空間；同時在七個自由貿易區繼續探索“服務貿易負面清單+準入前國民待遇”的開放模式，打破開業權、人員移動、技術性等服務貿易壁壘。另一方面，在服務業半徑的對外延伸上，要在發展一般服務貿易、離岸服務外包、邊境服務貿易和境外分支機構服務銷售的同時，不斷創新我國服務貿易發展方式，重點加大創新邊境服務貿易政策力度，利用邊境地區毗鄰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優勢，發展在旅游、分銷、醫療保健、娛樂等領域的“飛地型”服務貿易。此外，要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重點，加快推進帶路沿線油氣管道、電網、信息網等關鍵基礎設施“無縫銜接”，打通帶路在陸上、海上、空中的貿易流、物流、人流、信息流通道。
最后，基于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以及各種貿易力量再重組趨勢愈演愈烈，尤其伴隨著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日漸提升，作為最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理應爭取更多的國際貿易主動權。正如WTO最新報告所指，全球貿易已經連續5年陷入3%以下的低速增長窘境，世界貿易顯著跌宕的背后是國際貿易規則與貿易關系的急劇調整，以及一個全球貿易秩序的再度構建，在這一調整與重構過程中，全球化的協調治理顯然未能跟上步伐，如WTO的功能日漸式微、多哈回合屢遭波折等。因此，一方面中國理應利用G20以及APEC等平臺和機制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在積極謀取與各國宏觀經濟與宏觀政策溝通的同時，推動WTO多邊貿易體系建設和高標準的自貿區網絡建設相結合，打造開放包容的世界經濟軀體；另一方面，要借助亞投行與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加強與國際基金合作組織以及世界銀行的高水平合作，有效化解金融風險，促進經濟良序轉型與可持續增長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加速形成。
今年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已連續兩次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最低調至2.8%。對不同經濟體，IMF報告指出，美國經濟今年預計僅將增長1.6%，歐元區增速為1.7%，日本增速為0.5%；同時，受脫離歐盟影響，英國經濟增長可能下降到1.8%。另外，作為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將下降到6.6%，巴西、俄羅斯也很難擺脫衰退陰影。受制于經濟增長步伐放緩，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今年以來不約而同地出現連續多月進出口負增長，新興市場中的印度更是出現連續21個月外貿負增長，中國同樣未能幸免。
但是，在關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對國際貿易形成重大掣肘的同時，我們更應注意到，出自人為的“逆全球化”行為對世界貿易所施加的無形鉗制與隔阻。由于多哈回合推進的停滯，全球不同經濟體紛紛選擇構建區域自由貿易協定(FTA)。根據WTO數據，截至，在WTO備案的各種自貿區協定多達277個。雖然在各自范圍內FTA的確促進了區域內生產和供應鏈整合，但這種“碎片化”的片區貿易模式也導致了大量的貿易轉移，并割裂了全球價值鏈的分工與合作。
與貿易“碎片化”相并行，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抬頭作祟。據WTO統計報告，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僅二十國集團(G20)成員國就采取了1583項的貿易限制措施；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全球貿易預警》則顯示，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從2008年到2016年采取了600多項貿易保護措施，其中僅去年就采取了90項，平均每4天推出一項。
必須承認，依托全球化，過往30年世界貿易以超出GDP增速的兩倍前行，但全球化并沒有帶來財富的均衡分配，80%的發展中國家、80%的中小企業、80%的婦女和年輕人沒有參與到全球化之中，自然就沒有分享到全球化紅利。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內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大型企業集團與中小企業之間的貧富懸殊逐步拉大，世界基尼系數達到0.7左右，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6“危險線”。正是如此，英國民眾支持“脫歐”，德國和歐洲國家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反對加入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議(TTIP)。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不僅主張降低貿易自由化程度，而且提出對中國和墨西哥征收高額關稅的措施，而法國2017年總統選舉的競爭者也倡導保護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民眾的反全球化情緒被反復強化，全球貿易自由化與投資便利化所面臨的壓力不斷增大。
最大的受害者
據IMF發布數據，從2009年至2015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每年都在25%以上，而且中國的出口占全球份額已經上升至13.8%。然而，需要面對的嚴峻事實是，在當今國際貿易環境中，一國的進出口交易體量越龐大，其受到的“逆全球化”干擾與沖擊可能愈劇烈，最終的受害程度也就越深。
分析發現，目前歐盟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其次是美國與日本，緊跟其后的有東盟、非洲等國。除非洲國家外，與中國發生巨額與頻繁貿易往來的其他經濟體都在積極布局FTA，因此，在承受眾多FTA的貿易轉移效應之壓時，中國所遭遇的更大擠出效應則是TPP和TTIP。的確，TTPP與TPP都各自帶著貿易自由化的不同訴求，但二者卻有著一個共同的排他性特征指向，那就是扼制中國。TTIP旨在打造一個以高度自由化為堡壘的市場準入屏障，使中國等國家因無法高尺度互惠開放本國市場而無法加入，在新規則的無發言權，從而隔離中國影響力在全球的擴展。而TPP則更是美國“重返亞洲”的并鞏固自己在亞太地區貿易規則制定權的核心支柱，同時對中國的崛起形成直接的鉗制。這樣，TPP與TTIP事實上形成了在貿易上壓制與擠排中國的兩大側翼，加上克林頓時期生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美國基本完成了對中國一體兩翼的經濟貿易包裹與全面扼制的格局。
必須強調的是，雖然時下TPP在美國國內因政局變化而可能擱淺，同時TTIP因為歐洲方面的原因受到了不小的羈絆，但不代表未來美國新任領導人上臺之后針對中國的姿態轉向，也不排除美歐之間還會選擇其它跨區域合作形式，最終針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產品反傾銷等系列雙簧鬧劇依然會頻繁上演，而且只要歐美達成某種形式的FTA，其對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以及亞洲諸多小國的代入感就會明顯增強，中國出口貿易的承壓也會相應地增強。
當然，與FTA相比，更具直接殺傷力的還是彌漫在中國外貿上空的重重貿易保護主義陰影。由于在高端領域和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從互補正在變為交叉甚至重疊，同時低端層面的輕工紡織與發展中國家的競爭更為激烈，中國所承受的雙向貿易摩擦與日俱增。據商務部統計，今年以來，中國共遭受來自20個國家(地區)發起的85起貿易救濟調查案件，涉案金額達103億美元，案件數量上升49%，涉案金額上升94%。中國已連續21年成為全球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10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
重要的是，在頻繁使用關稅與反傾銷等傳統貿易制裁手段的同時，為了避免貿易報復，不少國家還有意識地將保護主義滲透到技術性貿易如法規、標準、政府采購與合格評定程序等措施之中，無形之中抬高了針對中國對外貿易的成本。如今年以來美國針對中國的出口產品發起的17起“337調查”，以及歐盟發布REACH法規修訂案從而禁止NPEO含量超過0.01%的紡織品投放歐盟市場，二者所架起的技術壁壘對中國的鋼鐵、服裝出口等造成很大影響。
中國再抉擇
按照海關總署的最新統計結果，今年第一季度，我國進出口、出口和進口值分別下降7.2%、6.3%和8.3%；二季度進出口、進口值分別下降0.2%和1.3%，出口值增長0.6%；三季度進出口、出口和進口值分別增長1.1%、0.4%和2.1%，中國對外貿易呈現逐季回穩向好態勢，而且無論是進口貿易量還是出口貿易量，中國的分值都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作為世界進出口大國，中國在全球貿易大盤中“壓艙石”作用不可小覷。因此，無論是出于維護國際貿易穩定的目的，還是進一步繁榮自身的進出口格局，面對著“逆全球化”的壓力，中國都不能簡單地屈服和退讓，而是要在彰顯出高超的協調與應變智慧的同時，繼續高揚起自由貿易的大旗。
首先，基于國際貿易競爭的勝負最終取決于一國產品質量的事實，立足于供給側改革，中國企業必須在國內堅定不移地加大轉型升級步伐。一方面，要主動面向國際市場消費需求，改善供給結構并創造適應需求的供給體系，包括提升企業的柔性化生產能力，開發與推行眾包設計研發和網絡化制造等新模式，鼓勵與引導全球消費者參與產品或服務的研發設計，推動消費者需求反應的內部化。另一方面，要加快制定一批強制性國家標準，提高消費品國內國際標準一致性程度，推動實現內外銷產品“同線同標同質”，同時建立企業標準領跑者制度。不僅如此，還要引導企業增強質量、品牌和營銷意識，弘揚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實施精細化質量管理，改善與提升中國產品的國際形象。
其次，基于FTA趨勢不可逆轉的邏輯，除積極參與雙邊自貿協定的構建外，中國應將重點放在多邊FTA的構建上。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自貿區藍皮書：中國自貿區發展報告(2016)》，在已經生效的中國20個FTA貿易伙伴中，僅印尼和瑞士位居世界GDP排名的前20位，而且排名相對靠后。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現有FTA“朋友圈”輻射的市場規模顯然較小，投資和服務貿易開放廣度和深度明顯不夠，更無法與國際新標準和規則實現有效對接。因此，除了將FTA構建與國內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推進有機結合，從而形成彼此呼應的開放體制、并通過深化國內改革來適應高標準的國際開放規則要求外，鑒于TTIP擱淺之后歐洲國家在貿易方向上可能“向東看”的趨勢，中國一方面要加快推進趨勢已經明朗的中英自貿協定談判進程，同時主動尋求與歐盟擴大合作的空間，在完成正在進行談判的中歐投資協定后，趁熱打鐵展開中歐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
在多邊FTA的構建上，中國一方面要主動創造條件加快中、日、韓FTA的談判進程，而且可能的話，應將三邊商品貿易與投資納入一個談判籃子中來解決；另一方面要加大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協商步伐，爭取今年年底如期落地，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謀求“10+1”的3.0升級版；鑒于中美投資協定(BIT)在TPP與RCEP之間可能發揮著潤滑劑作用并且有助于推動中國所倡導的亞太自貿區(FTAAP)設想，中國更應使出“洪荒之力”加快BIT的早日達成，在此基礎上還可以尋求向《雙邊投資和貿易協定》(BITT)方向平滑的機會，進而啟動中美自貿協定的步伐。
再次，基于服務貿易權重在國際貿易中日漸提升的趨勢，中國應當全力延伸服務貿易的能量半徑。5年前，全球服務貿易額僅為1.44萬億美元，到今天，這一規模膨脹到了56萬億美元，并且在全球商品貿易增長中，服務貿易所占比重超過了貨物貿易占比；同時，過去5年間，服務貿易總是以高于全球GDP和和貨物貿易的速度增長著，以至服務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重目前已經上升至22.2%。顯然，與全球性趨勢共進，已經在國際貨物貿易領域長袖善舞的中國理應在服務貿易領域縱橫深耕。
數據顯示，今年前8月我國服務貿易逆差達到了1629.6億美元，為10年前的18倍之多；另外，我國的服務貿易額目前貿易占比僅為18%，比全球平均水平低4.2個百分點。因此，無論是為了平衡商品貿易賬戶，還是規避貿易摩擦以及提升出口層級，中國都有必要進一步加大服務貿易的比重。一方面，需要在國內加大服務業的開放力度，消除壟斷的同時放松各種不必要的規制，為社會資本釋放更大的騰挪空間；同時在七個自由貿易區繼續探索“服務貿易負面清單+準入前國民待遇”的開放模式，打破開業權、人員移動、技術性等服務貿易壁壘。另一方面，在服務業半徑的對外延伸上，要在發展一般服務貿易、離岸服務外包、邊境服務貿易和境外分支機構服務銷售的同時，不斷創新我國服務貿易發展方式，重點加大創新邊境服務貿易政策力度，利用邊境地區毗鄰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優勢，發展在旅游、分銷、醫療保健、娛樂等領域的“飛地型”服務貿易。此外，要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重點，加快推進帶路沿線油氣管道、電網、信息網等關鍵基礎設施“無縫銜接”，打通帶路在陸上、海上、空中的貿易流、物流、人流、信息流通道。
最后，基于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以及各種貿易力量再重組趨勢愈演愈烈，尤其伴隨著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日漸提升，作為最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理應爭取更多的國際貿易主動權。正如WTO最新報告所指，全球貿易已經連續5年陷入3%以下的低速增長窘境，世界貿易顯著跌宕的背后是國際貿易規則與貿易關系的急劇調整，以及一個全球貿易秩序的再度構建，在這一調整與重構過程中，全球化的協調治理顯然未能跟上步伐，如WTO的功能日漸式微、多哈回合屢遭波折等。因此，一方面中國理應利用G20以及APEC等平臺和機制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在積極謀取與各國宏觀經濟與宏觀政策溝通的同時，推動WTO多邊貿易體系建設和高標準的自貿區網絡建設相結合，打造開放包容的世界經濟軀體；另一方面，要借助亞投行與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加強與國際基金合作組織以及世界銀行的高水平合作，有效化解金融風險，促進經濟良序轉型與可持續增長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加速形成。
